“合法”拨云见日驱阴影“多病杂陈”症征方可愈

在当今社会,现代人常常面临的是“多病杂陈”类的复杂健康挑战,这些病症往往呈现为多级复合证候。面对这样的困境,杨俊耀先生采取“合法”的策略,即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方法,并高度重视各治疗层次与项目(包括子项、单项以及多级复合项)之间的精妙穿插与协调,成为我们攻克这些顽固疾病的重要法宝。

①“多病杂陈”的症征(疾病),包括以往的、现在的、新生的疾病会在一个人身上的同时患存,故其病症广泛,表现为多脏腑同病,多系统异常,病症多种,症候相似,难于互相区别。

②“多病杂陈”之症征往往都是病机复杂,六淫相兼,寒热错杂,虚实互见,内外同病;或治疗失时,病势急变;或大虚大实,复因外感内伤夹杂变化。

③若是用以往的传统辨症与治疗是很难以抓住关键和统筹兼顾的,结果只是会导致成病程漫长,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可以说,“多病杂陈”这一症征已经成为笼罩在现今人类头上的一块巨大阴影了。

④ 既然“多病杂陈”,其病机必然复杂,那就不能用简单的病机术语来概括;由原发病到继发病变的过程,应要分出各个子项与多及复合证来,即经纬网式的结构层次;体质的定向演变性丶易去性丶从化性……;

《伤寒论》将疾病演变过程中的证候群,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其病变部位,寒热趋向,邪正盛衰,而区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几千年以来,它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辨证施治。但结合现代疾病谱改变来看,其当时的那些学术理论也仅只是初期、肤浅的认知而已!

⑤中医药学它不仅从始至终都是在拥有在强调在贯穿整体与辨证这两个基本观点作指引,更是上升到了对人的身体、对人的身心、对已所患疾病又有了层次上的区分,开始不仅重视起各个子项的独立性、独特性,更是重视起由各个子项相互结合形成的多级复合证及多级复合证的整体性。 事物大都凡有其自身的结构和层次,中医学的证候也同样的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层次。一是以空间因素为坐标的圈层结构层次,或也可以理解为螺旋式的结构层次;二是以时间等因素为坐标的连续式层次结构;三是各脏腑之间的证候有则近似于平面或扇形等层次结构;四是处于连接层次的各证候之间,不仅具有相邻的关系,而还有相继的关系,和所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且各有其自有的特色,但无论如何又都离不开整体系统结构之中。

通俗点讲,即病虽在局部,但要着眼整体,人体各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正气相助,病变相关。局部病变可影响整体,整体病变也可影响局部。通俗点讲,即病虽在局部,但要着眼整体,人体各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正气相助,病变相关。局部病变可影响整体,整体病变也可影响局部。在辨证治疗诸多类疾病时,对待局部病变,尤其应注意着眼于整体,把局部与整体统一起来,不能只见一木不见林。防止孤立、片面地处理局部病变。从整体出发,主要以局部与整体各方面的联系上综合分析,反复推敲,从而发现病变的症结所在,制定合理的治疗措施,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如果把辨证的思路仅局限于局部病变上,忽视整体考虑,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目的。比如在临床实践中,遇到了脑梗后逐渐出现痴呆症状如何应对?此时就要考虑到脑梗后可以由于患者的气虚无以鼓动血脉而致瘀血阻滞,气虚尤以脾虚为主,脾虚无以运化水湿,痰湿阻滞,痰瘀蒙蔽清窍而出现上述症状,脾虚还可以引起“脾约证”之便溏,又还可导致气虚的虚秘的双重性病变。

然而,长时期以来,诸多的数不清的中医人一直只知只晓只强调中医药学的整体型,而对于哪些对立且又统一性以及多级复合证在各个层次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在时间上的节点、节段、先后顺序却因跳跃式及步骤变化且成了顺序颠倒性甚或僭越性的另一个重点性却恰恰给忽视了!其实,哪些名医先贤早在古文献中陆续而提出的直中、附丽、格柜、逆传、顺传等等这些散在的学术观点,才是对中医药理论的进一步认知、补充和升华,才是我们要去认真研习的精髓所在。

⑥中医病因学的原始病因与继发病因,体现了病因的动态观,这种动态观是将先贤名医知微见著的高超诊疗手法和提倡“治未病”的具体升化,笔者本人始终将其理解为:一是它揭示了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人体发生病理性改变,并产生某些病理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病理产物(如:水湿痰饮、瘀血、结石、肿瘤,结节等等),又可能作为一种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某些脏腑组织器官和津液,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而引起新的病理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复杂证候,这种复杂证候可视多病杂陈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

⑦ 面对“多病杂陈”的多级复合证候时,医者在辨析复合证候尤其是在区分某些多级复合证的各个子项证候之主次时,绝不可被症状表现的明显与否所左右,因为尽管是临床十分突出的“显证”也并非是全部都是该复合证候的主流所在。反之,有时在多级复合证中起主观作用或决定作用的或即将发挥主导作用的证候,却是目前症状不明显或并不十分突出的隐证或半隐证。所以,在对多级复合证的本证辨析时,必须注意在明显的证候方面,还可能潜存着更为重要的,但因其症状目前尚不明显表现还不突出而被医者所忽略的某种潜隐性证候。

⑧现代社会,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重视健康和疾病过程中的生物学机制,但却往往忽视了人还具有社会属性,医学科学还兼有社会人文科学的某些特征。

比如:为什么西医在面对冠心病时也同样的只能是无法给予治愈,而充其量只能是做个维持且疗效难尽人意!?

“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心脏病之一。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顾名思义,“冠心病”就是营养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壁上出现了粥样斑块,斑块使管腔变得狭窄,发展到严重时或突然发生血凝块就会引起心肌供血不足。

由于西方的现代医药学一直都是注重且遵循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对患者躯体疾病并存的心理问题本来就关注度较低,而冠心病患者合并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更加具有隐蔽性。

正是因为西方现代医药学它只注重生物学机制和模式,未免就会以盲人摸象、碎片化式的视角去认识疾病的存在,当对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出的症征不典型时,就极易导致误诊、漏诊或者不恰当诊疗,从而只晓只会去进行各种化验、器械检查,乃至冠脉造影、支架植入等无意义的检查治疗,浪费大量医疗资源的同时,仍然不能及时解决患者的痛苦,有时甚至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

其实,在中医古籍中早就在论述“胸痹心痛”“心悸”等心脏病时均有提及患者精神心理方面的异常,也就是与中医“郁证”有相交之处。比如《内经》中所述“心主神明”,意指心不仅有统帅脏腑、形体、官窍生理活动的功能,而且具有主导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等心理活动的功能;《内经》“形神合一”理论既注重身体又注重心理。此外,“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等中医经典论述的。

中医理论认为人的意识、精神、思维主要体现在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内伤,五志过极,首犯于心,扰乱气血和脏腑功能活动,导致阴阳失调,进而影响“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疾病发生发展。

冠心病属于中医“胸痹心痛”的范畴,多属本虚标实,临床冠心病并抑郁患者多见心络受损,因虚而滞,加之郁怒忧思、七情内伤,导致最常见的证型是肝郁气滞证。该证型患者常见胸闷喜太息,胀痛,情志抑郁易怒,或嗳气,甚则胁肋疼痛、太息稍舒、脉弦等症状。 据此,一些好的中医人他们往往在治疗患者心脏疾病的同时,也非注重其心理疾病的治疗,并且收到了很满意的效果。

⑨而今还有绝大多数人则认为中医的精华是辨证施治,如果只要能做到分析四诊所见,进行八纲(其实应该是二纲六目,而非八纲。因千年医著所述的八纲之谓,存在语文逻辑上的错误,故改之)辨证,就不用辨什么中医的病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辨证施治的真正含意是既要辨证,也要辨病,若仅仅辨证,则只能认识疾病某一发展阶段的临证综合表现,不能认识疾病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总的变化。一种疾病就其整体面而言,还是有其总的规律,若不认识其总的规律,只认识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哪也是不够全面的。

据此,我本人认为 “湿热”是目前诸多病症之总纲;是造成人体微循环障碍和机能性疾病尤其是多病杂陈乃至重大疾病之重要因素;即使临床有些患者没有典型的湿热症征,当对这些患者采用调补脏腑气血津液等法无明显效率时,若是改用清热利湿法,往往可以取得明显疗效,此时此阶段“湿热”可被视作为一种潜隐性的病机存在。总之,“湿热”病机在当前疾病谱所涵盖的各种病症中具有非常的普遍意义。

寒、热、湿的“可从化”或“机转”则是湿热病机形成的原因。寒、热、湿的“可从化”或“机转”则是湿热病机形成的原因,尤其是“湿邪”的存在是最终酿成湿热之证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

⑩我非常的不再希望听到宣传中医药时的所谓的“简、便、廉、验”的阵阵声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与其说是在大力宣传中医药,倒不如说是缺乏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认知中医药,而却已变成了对中医药的轻薄!尤其是在面对新的疾病谱发生变化时,所谓的(简、便、廉、验)实用性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有抱残守缺、夜郎自大之嫌!相反的而言,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之所以有非凡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其它医学体系所不具有的(知微见著的)能动性,(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前瞻性,(原始病因与继发病因因果可互为转换的)动态观。而这些特有的医学体系的高层次的思维,才是现代医者所要了解和培养的。

小结: “多病杂陈”是一类跨国界、全球性的疾病,攻克这类现代难病,在临床上不仅要理解体质与“证”的固有相属性,体质与“证”的潜在相关性,体质与“证”的从化相应性,同时也要明白中医病因的认识,必要时还得借助于实验、分析和微观等方法对病原体进行具体了解,建立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在临床具体的实践中,是要紧紧抓住“扶正”与“祛邪”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注重主证的同时,通过对病症的客观指标的宏观判断和微观分析,以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点,以生理结构定病位,以生理机能障碍邪气性质定病性,剖析病理,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对病人的心态和社会背景进行评价,充分依据病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进行诊断与治疗,以多途径、多环节的“合法”调节方式使机体气足血流、气通瘀行、塞散经络畅顺,最终以调动人体巨大的自身调节与储备潜力,使人体重新获得新的动力为转归,达到邪去正复病愈之目的。

中医师用药如用兵知常达变,岂容“华山独径”式药师乱作为

一、中医的制方原理是遵循以证法方药的内在统一为原则,通过对审证析机、据机立法、依法遣药等制方环节的分析,揭示制方要素与所主病证病机间的高度针对性来进行的。而绝不是象药剂师所仅学所仅知所仅掌握的零星半点的药材基本属性和一些适应单一病机的简单的固定的方剂来对中医师指手画脚。比如:

①四肢不温甚或发凉,就一定是阳气不足阴气盛吗?不尽然!四经方四逆散且治“少阴病,四逆”。四逆者,乃手足不温也。其证缘于外邪传经入里,气机为之郁遏,不得疏泄,导致阳气内郁,不能达于四未,而见手足不温。此种“四逆”与阳衰阴盛的四肢厥逆有本质区别。

②高血压病多责之于肝风,然肝风上扰,阳明首当其冲,肝木失于疏泄,则脾土壅滞,湿热内生。用葛根芩连汤清解脾胃之湿热,使脾胃气机畅通,升降复常,则肝风易于平熄。实验研究表明,葛根有改善脑循环及外周循环的作用,本案重用葛根,有欲降先升之意。

麻、桂、葛根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病禁区,医师用之降压,药师必定拒之。其一定会认为麻黄汤竟然能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千古奇谈?!药师之所以会大斥其非,实是不知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医药有双向调节效能,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

从临床一些病案的病机看,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

麻黄汤的惊人奇效,早有记载,古代用“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临证应用长达13个世纪。孙思邈录入《千金要方》,而且推崇备至,曰“大良”,曰“甚良”,曰“必佳”,曰“诸风服之皆验”。最典型的案例是孙真人自己曾一度中风,语謇肢废,乃将本方之变方“续命煮散”,连服十日十夜而愈。

③“热毒内蕴”也是胸痹心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主要理因素之一

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类似于中医学的胸痹心痛。然针对该病证的中医治疗,经查阅众多中医药学的文献史及名家案例,绝大多数都是从胸阳痹阻、气虚血瘀或气滞血瘀而加以治疗。其实胸痹心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因体内是有热毒内蕴在作崇的情况临床亦并不少见,却鲜有报道。

临床若是遇到了以热毒内蕴为主要病理困素时,不妨可遵《内经》“火郁发之”之旨。《内经·至真要大论》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郑钦安曰:“心痛一证,有寒热之别”、“热与阴上逆,皆能致心痛,当以寒热两字判之便了”。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急骤,病情重,早期多出现剧烈胸痛,胸闷憋气,伴发热,心悸,心慌,烦躁不安,大便不畅,舌质暗红,舌苔多黄腻、垢浊或黄燥,脉象多滑数或弦数等一派火热炽盛,热毒内蕴的症状,特别是1周内这些现象表现更为突出。

曾遇吴氏等学者研究提示:胸痹心痛(冠心病)的痰热证候与体内炎症活动有密切关系,表现在这些患者体内多敏性炎症因子水平的异常增多,这可能提示冠心病痰热证之实质所在。朱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由以上分析可知,冠心病可因气滞血瘀,气郁化火,血瘀则毒结,化热、化火、化毒,致热壅血瘀蕴毒。病理不仅有气滞,瘀血,痰阻,胸阳不振,还有热毒。热毒壅滞气血,气血不畅,气滞血瘀,痹阻心脉发为心痛。针对本类证型的患者,药师同样的会遵照常规的理气宽胸,活血化瘀止痛之法来审核医师的方子,至于效显不显,对药剂师来说,无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实绝大多数的药师,只知9+1等于10,而不知3+7、6+4、2+3+5等等也等于10。而当医者在临床中洞察出这类患者出现上焦心肺火热毒之病机的证候时,大胆采用普济消毒饮化裁(去柴胡、升麻、陈皮升阳温燥之品,及马勃,加紫花地丁加强清热解毒之力,加赤芍活凉血散瘀止痛,加生苡仁以健脾祛湿涤浊,恰中病机,而应手奏效)立法遣方用药时,会反造药师的刁难。

④因现代人易郁积化热、火毒内盛的体质特点,易导致颈动脉斑块之症征,若适时选用滋阴清热解毒的治法,临床采用以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方治之,临床验证该制剂有很好的增加颈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那么,当药师看到这个合方的药味组成,纵贯全方未见一味活血化瘀的药物存在,全仅只是滋阴清热解毒的药物配伍的时候,也会出面刁难阻止。殊不知,其实“犀角地黄汤”这个方剂原出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温病条辨》里用它来凉血散血。

方中犀角咸寒,清热凉血,现在用水牛角代替。在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加减这个方剂里的干地黄就是现在用的生地黄,它在方中的用量是一两(30g),在方中用量最大,吴鞠通说它的作用是"去积聚而补阴"。这里的 "去积聚"是指去血的现聚,也就是活血。干地黄不是活血药,它为什么能"去积聚"呢?是因为它补阴",通过补阴而稀释血液,使血脉中积聚的瘀血消散。可见,大剂量的生地黄是作为散血药使用的。

该方原论,风热毒邪郁于上焦肺卫当进而发展成热入血分,血热脉络瘀滞且成“人迎脉积”、“脉痹”之症即西医所谓的颈动脉斑块也。而该症征所在部位,也属于上焦之位。

进而分析:在该证侯群所表现出来的其中之一的病理因素即瘀血,是因血热导致的瘀血,是热邪消耗血中津液,使血液粘稠凝聚的结果,若是不用补充血中津液的药物稀释血液,瘀血就不可能消散。所以必须在养阴生津,使血液稀释的基础上再用活血药推动血行,才能使瘀血消散。

通过以上分析和验证,不难看出生地黄在凉血散血活血化瘀的方剂配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及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加减化裁,便可起到让温毒败、让血分伏热使之从卫气这一轻清“透转”的方式而出的功效。

凉血的"凉"字,应是看作动词,就是指通过药物的作用使血液由热变凉,也就是清血热。散血的"散"字,也是要看成动词,是指使瘀血消散。活血的“活"字,也是使动词,是指使不能流动的血液恢复流动。但是,很少有几个药师能明白,如果血液因热而粘滞形成瘀,如果不用养阴药而是用大剂量活血药去活血,很可能导致加重出血的后果的。

⑤目痛睛突:一般都认为是肝火引发,治以清热泻火之剂,似成套路。但某医以两手脉沉微,认作肝肾受凉,逼其阳气上浮所致,投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仅服2剂而愈,证明所论无误,别开门径。医者看法,此症称之为太少两感证似更适宜,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是温经散寒之剂。然而,不乏有药师不知不懂医者在临床时会当与澄其源则流自清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反而进行刁难。

⑥四逆散疗四肢不温:四逆散方出自《伤寒论》,治“少阴病,四逆”。四逆者,乃手足不温也。其证缘于外邪传经入里,气机为之郁遏,不得疏泄,导致阳气内郁,不能达于四未,而见手足不温。此种“四逆”与阳衰阴盛的四肢厥逆有本质区别。正如李中梓云:“此证虽云四逆,必不甚冷,或指头微温,或脉不沉微,乃阴中涵阳之证,唯气不宣通,是为逆冷”。故治宜透邪解郁,调畅气机为法。方中取柴胡入肝胆经,升发阳气,疏肝解郁,透邪外出,为君药。白芍敛阴养血柔肝为臣,与柴胡合用,以补养肝血,条达肝气,可使柴胡升散而无耗伤阴血之弊。佐以枳实理气解郁,泄热破结,与柴胡为伍,一升一降,加强舒畅气机之功,并奏升清降浊之效;与白芍相配,又能理气和血,使气血调和。使以甘草,调和诸药,益脾和中。综合四药,共奏透邪解郁,疏肝理脾之效,使邪去郁解,气血调畅,清阳得伸,四逆自愈。

⑦大黄是要一概要后入药的药材吗?

尤在径:“按大陷胸与大承气,其用有心下与胃中之分。以愚观之,仲景所云心下者,正胃之谓;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肠之谓也。胃为都会,水谷并居,清浊未分,邪气入之,夹痰杂食,相结不解,则成结胸。大小肠者,精华已去,糟粕独居,邪气入之,但与秽物结成燥粪而已。大承气专主肠中燥粪,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燥粪在肠,必借推逐之力,故须枳扑;水食在胃,必兼破饮之长,故用甘遂。且大承气先煮枳朴,而后内大黄;大陷胸先煮大黄,而后内诸药。夫治上者制宜缓,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黄生则行速,熟则行迟,盖即一物,而其用又有不同如此。

⑧盗汗非唯独只是阴虚,而湿热所致盗汗亦不在少数:盗汗不独阴虚,临床上湿热所致盗汗亦不在少数。本例患者系内伤饮食,积滞生湿化热,湿热交蒸,入于阴分,正邪纷争,营阴失守,迫津于外,盗汗发生。而寅卯之时乃少阳之气生发较旺之时,少阳气机为湿热所遏,枢转受阻,故汗出于天明前。《伤寒明理论》云:“伤寒盗汗者,非若杂病之虚,是由邪气在半表半里使然也。”两胁肋胀满、口苦喜怒、呕逆纳呆、小便短少为一派湿热郁阻少阳、三焦气机不畅之象。本类证型呕逆纳呆,有积食夹杂,若以蒿芩清胆汤合消食导滞之品同用,方可切中病机而取效。

⑨ 痢忌燥药,今用苍术而愈何也

《续名医类案》卷6:戊寅十一月,高鹾使公子患似痢非痢,红多白少,恶寒微热,脉滑而数。询知自夏秋以来,由川北随任之粤,久积暑湿感冒而发,用平胃加羌、防、苏、藿。 一剂而寒热退,再剂加槟榔、木香而廖。

或问痢忌燥药,今用苍术而愈何也。日常人痢疾,因暑令火热之气而得,燥药乃天时之所忌,是以不可擅用,今以积湿之病,发于隆冬外感,乃得力要药也。

痢疾多由湿热而致,殊不知亦有“积湿”而致者。本例痢疾是由外感风寒,内伤湿邪而致,故用平胃散燥湿运脾,行气和胃以治内,用羌、防、苏、藿疏风散寒以治外。治病应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⑩中医治炎不全是清热解毒 温补清泄扶阳托毒庶可见

中医治疗炎症,并不是见炎即用清热解毒,而是据证“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实者攻之,虚者补之”。尤其是对慢性炎症而呈现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证者,用温补清泄、滋阴清热或扶阳托毒的机会就更多。尤其是对“扶阳法”是以重视、推崇阳气为基本思想,在遣方用药上擅长运用附子、干姜、肉桂等温阳药物,尤其是擅长大量运用附子治疗阳虚证的治疗方法。扶阳法的创始人清代郑钦安认为:阳气是生命的关键,“人所以持以立命者,惟阳气乎,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

比如临床上有些患者因元阳不足,脾阳不运生湿滞,阳虚生内寒,体内之寒气与外界之阳气搏结于皮肤而致的日光性皮炎患者,若仅从表现上看,是一派火热毒邪的表现,但是透过这一局部症状,患者还存在着神疲倦怠、怕冷、手足不温以及舌质淡、脉沉细滑等阳气虚,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况且日光本身不能称之为邪气,它是人赖以生存的“正气”。患者是由于自身阳气不足、阴寒内生、体内之阴寒之气与阳光之“热气”产生邪正纷争而出现皮肤过敏的病理变化。辨证分析,符合《伤寒论》“少阴病,初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患者虽无体温升高之表现,但皮肤出血水肿、瘙痒、皮疹之“热毒”之象与发热相类似,而腹中胀,大便不畅,不敢进食生冷,舌苔白腻亦是元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脾阳虚不能气化水湿,湿浊内停,同为阴寒,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平胃散,使阳气得复,脾阳得运,湿浊化去,阴寒得散,三年痼疾而一举涤除。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处天地之间随四季寒热温凉之交替变化而适应之,实有赖于人体正气的运行正常。从这意义上讲,对自然界正常之阳光空气等过敏,实际上是个体与大自然的不适应,调治之法应该是积极增强个体自身的适应能力。即是调整人体阳气的运行。阳气不足导致五脏气机运行逆乱,或运化机能低下。进而形成阴寒内生,或“痰”、“瘀”、“湿”邪等病理产物的堆积,进一步反过来影响脏腑阳气得运行,是造成过敏反应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讲,治疗过敏最积极的手段就是纠正人体阴阳的失衡。

好的中医师每每不拘于“症”,而据于“证”,临床应对时常做到方随法变,药因证异,遣药组方必谨守病机,应手取效。

辨证是中医学的核心问题,随着近年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对“证”的现代病理学基础已经有所认识,由于“证”的病理改变带 有多个变理参数,必须寻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能全容多因素的系统,而形状与素质就是最理想的选择。从临床上要理解体质与“证”的固有相属性,体质与“证”的潜在相关性,体质与“证”的从化相应性,同时也要明白中医病因的认识,必要时还得借助于实验、分析和微观等方法对病原体进行具体了解,建立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

二、中医治病解困的秘密,既藏在辨证里,又藏在药术里,还藏在剂量里,更在于使用和搭配的千变万化。

① 论以毒攻毒;“以毒攻毒”是在“有故无殒”指导思想下衍生出的具体治疗手段和方法,指以有毒之物、药性峻猛的药物或是某些特殊的治病手段(“毒熨”等)来攻下、泻下机体的暴戾之邪、秽浊之邪、重笃之邪等。

“以毒攻毒” 治法看似抱薪救火,与治疗目的南辕北辙,实则与其他方法殊途同归,其实质虽异于常规,但却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清楚认识的基础上的一种“似非而是”的治疗策略。从“以毒攻毒”的概念可知,它是针对人体疾病偏性和毒性药物偏性这一相似属性,达到以偏纠偏、补偏救弊的目的,其理论基础为“有故无殒”,是从祛邪的角度来恢复人体气血阴阳的新动态平衡,实现以平为期。“有故无殒”思想是“以毒攻毒”治则的理论实质所在。

“以毒攻毒”是在“有故无殒”理论基础上衍生的更为具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药证相符、对症用药,强调“有是证,用是药”。同时也要学会审时度势掌握适度原则,遵循“衰其大半而止”的法度,药到即止,切勿过量、长时间用药,此亦为“以毒攻毒”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

何谓 有故无殒,亦无殒?大致有以下两种意思:

a.原文意指妊娠妇女在处于“大积大聚”的危重状态下,可以适度合理地使用峻下、滑利、破血、耗气等大热大寒或有毒之品以达到治疗效果,而不拘泥于禁汗、禁吐、禁下、禁利等妊娠期用药禁忌,这样既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也不会使胎儿滑落。但须注意中病即止,切勿过度使用。

b、“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就是“有病则病受之”。当人体有病时,疾病承担药物的药性和毒性,不会损伤人体。就是有病则病受之。

“有故无殒”,《中医名词术语精华辞典》对其的解释是治疗学术语,系一种用药法则。故,缘故;殒,死亡。指临床用药时,虽药性峻猛,只要有相应病证,药证相符,就可以应用,不会出现危险。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气血冲和,万病不生”,此种平衡状态是中医对健康的定义,人体有“故”,其本质是这种平衡失调。中医治疗就是运用各种手段,以求获得机体新的动态平衡。在“有故”的情况下,做到“无殒”,最终实现“以平为期”。

② 论因势利导: 早在二千多午前的中医古籍《内经》里就有“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等治疗法则。这里的“轻”、“重”、“衰”、“高”、“下”等都是疾病的“势”,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便是“因势利导”的体现。病在上部较轻浅的,宜轻扬宣散,清代医家吴鞠通常选用质地较轻、气味较薄的药,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治法。

古时先贤还根据“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法则,创立吐法,主张服盐汤或用鹅毛刺激喉管引起呕吐,使病邪从上而出。再如,夏秋时令,误食腐败不洁之物,腹泻腹痛,医生亦常因势利导,让病人继续泻下秽臭之物,腹痛、腹泻亦渐好转,若此时止泻,逆其病势,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至于创立的吐法,主张服盐汤或用鹅毛刺激喉管引起呕吐,使病邪从上而出。再如,夏秋时令,误食腐败不洁之物,腹泻腹痛,医师亦常因势利导,让病人继续泻下秽臭之物,腹痛、腹泻亦渐好转,若此时止泻,逆其病势,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③论抵当汤:若能正确地认知抵当汤,大胆地应用抵当汤,便可充分发挥抵当汤的实用价值。

其实在现在的临床上需要抵当汤治疗的病症特别多,如脑血栓、腔隙性脑梗、脑栓塞等缺血性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各种结节、息肉、溃疡、肠化、增生、肌瘤、糖尿病、肾病、肝硬化、癌瘤等。若能在治疗中加用抵当汤治疗,则疗效会显著提高。

然而,在1979年版全国统编中医高等院校教材《方剂学》中,抵当汤以附方形式用小字号寥寥数语附在桃核承气汤之后。1985年,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方剂学》将抵当汤删除。这对于一首经典名方,一首临床中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方剂来说是莫大的遗憾。

究其不被重视抑或不多用不再用的原因大抵在于:有些医者尤其是药师一是没有正确认识抵当汤,误把抵当汤当做是一首破气血、伤正气的“虎狼之方”,故不敢应用不让用;二是认为抵当汤中的水蛭是有毒之品,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④论因于血瘀、气滞、血热型之崩漏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活血逐瘀,凉血止崩该当何解?

崩漏即崩中漏下,指在非经期忽然阴道大量出血,或持续淋漓不断出血。崩漏病的主要发病机理是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冲任损伤,不能制约经血,经血从胞宫非时妄行,与肝、脾、肾三脏密切相关,不外乎肝不藏血,血热妄行;脾不统血(气不摄血),血不归经,肾虚亏损,冲任失调等。常见病因有血热、肾虚、脾虚、血瘀等。可突然发作,亦可由月经失调发展而来。

血瘀:经期、产后、余血未尽,不慎房事或兼外感、内伤,瘀阻冲任,瘀血不行,新血不得归经,此即《血证论》中所云:“凡系离经之血,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

本方中柴胡、香附疏肝解郁,畅顺气血,并升达清阳,以利降浊;红花、川芎、赤芍活血化瘀,相得益彰;桔梗开宣肺气,载药上行;牛膝善降,黄芩清热,一清一降通利血脉,引血引热下行,以利祛血府瘀热;当归、生地、阿胶养血滋阴,以防理气药泄散,活血药破损而耗伤阴血;丹皮、栀子清热泻火除烦,凉血活血止血;藕节涩平,功专收涩止血、凉血化瘀;甘草调和诸药。全方配伍,气血兼顾,疏肝行气以利祛瘀;升降同用,升清以利降浊,使瘀浊得逐,不再为患;又功中有补,祛瘀而不伤正;可使气机升降有常,出入有序,气血充畅,瘀去则血止。

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论之。

三、发展中医药事业任重道远,艰苦复杂

既要同就一直对中医药进行打压的境外势力及其洋奴走狗做斗争,还要与哪些靠投机而混进了中医药队伍中的一小撮因无知而给中医药抹黑的庸医伪师的这些真正的中医掘墓人坚决做斗争,同时还更要向广大民众宣传普及正确的中医药知识和让他们了解到中医药运用好了能真正治病疗疾的优势并进而得到他们的拥护与支持!